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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七批特赦到监狱大清理

2012-12-18 13:01| 发布者: admin| 查看: 6425| 评论: 0|原作者: 胡治安|来自: 中国新闻周刊

摘要: 最高人民法院向第七批特赦战犯中的原国民党政府军 第12兵团中将司令黄维(前右)发特赦释放通知书 细聊图片根据毛泽东“都放了算了”的批示,1975年3月召开了全国“四长”会议,布置第七批特赦释放工作。会上一些公安 ...

最高人民法院向第七批特赦战犯中的原国民党政府军

第12兵团中将司令黄维(前右)发特赦释放通知书 资料图片

根据毛泽东“都放了算了”的批示,1975年3月召开了全国“四长”会议,布置第七批特赦释放工作。会上一些公安局长反映:你们特赦的人,有许多校级军官,可我们那儿还关押着不少将军咧

1975年,我作为公安部的工作人员,曾在为清理释放在押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而专门成立的“清理办公室”工作。

清理办公室由公安部、中共中央统战部和调查部联合组成,办公地点设在公安部大楼五层。实际坐班的就我一人,综合资料,处理来信。办公会议一般则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礼堂召开,那里条件好,有茶水招待。

现在回顾起来,“清理办”虽然是个临时机构,但它在当时的政治环境和工作条件下,做了不少事情,产生了较大的政治影响,犹如严冬里的一缕春光。对于冰封已久的两岸关系,它成为了破除坚冰的第一声叩击。

一个不杀 一个不剩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根据毛泽东“四届人大之后,要实行特赦”的指示,2月25日,公安部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列入在押战犯名单的共293名,其中,国民党军官219名、党政人员21名、特务50名,伪满战犯2名,伪蒙战犯1名。报告建议,对其中13人,不能特赦,继续关押。报告还提出了对获释战犯的安置意见,如,安置在农村的战犯,生活费每月15元至20元。

2月27日,毛泽东在杭州作了长篇批示: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还有战犯,为什么没有放?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都放了算了,强迫他们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气魄太小了,15元太少。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多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25年啦!

为此,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华国锋召开会议,落实指示,要求“倒光口袋”,一个不留,不要打埋伏。他亲自核对材料,确认释放的前六批战犯和这批战犯的名单,与1959年特赦第一批战犯时上报的战犯总数856名能够对上,一个也不少。

3月5 日至10日,召开了全国“四长”(公安局长、统战部长、法院院长和民政局长)会议,布置特赦释放工作。会上,一些公安局长反映:你们特赦的人,有许多校级军官,可我们那儿还关押着不少将军咧!

周恩来听到这些反映,决定清理监狱,并成立了清理工作领导小组,由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有时熊向晖副部长代)、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和公安部副部长凌云负责,外交部副部长马文波、最高法院副院长曾汉周以及解放军总参、总政和新华社的领导,有时也出席领导工作会议。调查、统战和公安部门各出一位局长(分别为杨荫东、焦琦、姚伦),再加一名工作人员(分别为耿文卿、刘小萍和我),组成“清理办公室”。

清理监狱的调查摸底工作,由公安部五局负责,进行了半年多。

最后摸清了,全国各地的监狱和劳改场所中,共关押原国民党省将级党政军特人员953人;县团级中在押的3300多人,刑满后仍在劳改场所就业的有10000多人。总计15000余人,多是在解放后的历次镇反、肃反运动中,以历史罪被判刑的。

在摸底的基础上,形成了《关于清理在押国民党省将级党政军特人员请示报告》,于9月6日上报中央。报告提出,对109名历史罪行严重、改造表现不好的在押人员,拟不予释放。

9月7日,邓小平签报毛泽东:“主席,公安部关于清理一批蒋帮人员的报告,政治局讨论过,现将修改的请示报告送上,请审核批示,所附名单可以不看。”

9月9日,毛泽东批示:“建议一律释放,本地不能转业的,转别地就业,如何,请酌处。毛泽东1975年9月9日。”批示的字体已不成形,完全失去往日的苍劲和风采。这可能是毛泽东最后的墨宝之一。

同日,邓小平批示:拟照主席批示,由公安部照办,原拟不予释放的109人也予释放,县团级以上3000多名也照此办理。

同年秋,在北京和平宾馆召开了全国“四长”会议,布置宽大释放工作。除西藏外,各省、市、自治区相关负责人出席了会议。

11月15日前后,释放工作全面铺开,15000余人走出监狱、劳改场所的大门,欢天喜地与家人团聚,或走上工作岗位。

释放时,每人发了一套新衣服和100元零花钱,当地公安、统战部门还宴请一次。同时宣布,与特赦人员一样,享有公民权,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不给任务,来去自由,去了还可以回来,照样安置。

“养起来”

在国内生机萧杀、空气中弥漫着阶级斗争硝烟的文革时期,竟然有一万多“历史反革命分子”走出监狱,还可以去台湾,这一时成了全国城乡的普遍话题,人们似乎感受到某种春意。

后来,我在清理办公室收到了一些来信,有的反映宽释人员的子女不认亲、不接纳。其中有一人,因子女不让进门,生活无着,晚上在家门前的树上上吊自杀了。

因年龄过大,宽释人员普遍面临着就业和生活问题。有的难以安排工作,只能返回劳改单位;安排了工作的,也很快面临着退休,工龄很短,生活困难。根据这些情况,公安、统战两部又起草了文件,要求对这些人都分配适当工作,不办退休。邓小平批示:养起来。

释放的人员中,确有一批有相当分量的人物。领导小组研究决定,将一些有地位、有影响的代表人物,请来北京参观学习,扩大政治影响。

1976年1月,请来了几十位客人,住在北京民族饭店。他们中有原军统、中统的顾问牛道一,有蒋介石政府蒙藏委员会藏族女高官冯云仙,有军统上海站长、解放前夕为中共做过好事的王方南,还有几个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另有几个黄埔一期的中将,因年老体弱未能来京。

正在接待工作紧锣密鼓进行之时,周恩来逝世的消息传来。人们悲痛万分,都无心参观学习了。

随后,在公安部五号楼召开了清理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童小鹏这位长期以来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一度出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的老革命,以哭泣的声音说:清理工作是总理提出来的,毛主席批准的,现在总理走了,我们要完成总理遗志,切实把工作抓好,这是有重大政治影响的事,把它做好了,才能告慰总理在天之灵。说毕,整个会场沉默无语。几分钟之后,几个部长分别表态,要做好宽释人员的安置和回台赴港的有关工作。有人说,让国民党人员回台湾,是强有力的对台策略,从长远看,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1976年开始,“清理办”主要做宽释人员回台去港出国的工作。

童小鹏对这项工作特别重视,把它当作对台工作一个重要课题来抓。1978年10月,统战部、调查部、公安部、外交部向中共中央呈送了《关于继续放特赦和宽大释放人员回台、去港或到国外问题的请示》报告,认为:“放他们出去,对扩大我党政策影响,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打击分化蒋帮,都有重要意义。”

报告还提到,1975年以来,经中共中央批准,已有100名获释战犯出境。

“来去自由 言论自由”

如今,台湾海峡两岸不仅实现了通邮、通商、通航,而且国共两党会晤频繁,两岸民间互动越来越密切。马英九提出的“正视现实、开创未来、搁置争议、共求双赢”,也为中共所接纳。历史形成的仇怨、对抗,正在逐步消弭。

但两岸关系发展到如此地步,经历了漫长的过程。首度公开敲响入台大门的,正是1975年对战俘的释放回台工作。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1975年3月17日的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华国锋作了特赦说明:“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

其实,这已是旧话重提。

早在1956年3月的第二届全国政协第十九次常委会上,周恩来就讲过:“对将要特赦的战犯,毛主席曾指示,应跟他们讲清楚,放他们出去,允许他们来去自由,愿意去台湾的可以去台湾,愿意去香港的可以去香港,可以骂我们。连海外的人在内,骂我们的有那么多人,这几百人数目很少。如果你们骂完了,又想回来,我们照样欢迎。会不会回来,再把你们抓起来?不!我们保证,我们不跟你们绝交。”他还说:“这个话,我们说了,就算数,来去自由,言论自由,骂完了我们,高兴回来,我们欢迎。这是有言在先,我们说了这个话,不光这一代,下一代也算数!”

1956年的讲话,不能说不坦率、不明白,但1959年特赦以来,没有人去台湾。

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抚顺、济南、西安、北京各战犯管理所召开了特赦释放大会,第七批共293名特赦战犯走出了监狱。其中280余名要求留在大陆生活和安排工作,10名申请前往台湾与亲友团聚。

这10人是:国民党第51军中将军长王秉钺、第25军中将军长陈士章、青年救国军赣东青年服务总队少将总队长蔡省三、军统局少将专员段克文、军统局西南特区副区长周养浩,另外5人——王云沣、张海商、杨南、赵一雪、张铁石——也都是国民党将校级军官和政工人员。

4月5日,中共批准了这10人的回台申请。

推动与抵制

无巧不成书,也正是这一天,蒋介石在台湾逝世。虽是巧合,却让回台人员多了一个理由:回台奔丧。

出殡定于4月16日。4月14日,王秉钺等10人进入香港。由此,海峡两岸开展了一场错综复杂的斗争,搅得两岸三地纷纷扰扰,全世界为之注目。

台湾当局说,“国丧之时遣返前国军军官回台”,是中共的“统战阴谋”,回台的10人是“共谍”“统战工具”。《中央日报》扬言,“这是一个统战波次”,阻挡10人回台“是全面反统战斗争”。

台湾“大陆工作委员会”提出:10人入台,后继怎么办?大陆家属要求探亲怎么办?外国记者来采访怎么办?几年后要回大陆怎么办?结论是:“不反共的人,不能入台。”高层下令:“宁输宣传,不输统战。”

北京方面则密切关注着这10人的生活、思想、行动和台湾各层面的反应、动作,并动员海内外相关人士写文章、发电报,支持10人回台。

在北京的宋希濂、郑洞国、侯镜如等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发表谈话称,特赦人员想回台看望阔别多年的家人亲友的心情是殷切的,台湾当局理应派人到香港迎接。

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出版了《从特赦战犯看台湾问题》,辑录文强、沈醉、黄维等人的文章,批评台湾当局。

新华社香港分社从4月15日到7月15日,向北京发出10人回台简报70期。毛泽东说:“释放俘虏放得好,国民党怕得很。”

港英当局则表示,特赦人员回台,“显是国共内战的继续”,愿意提供过境服务。同时,对台湾方面的“甄别小组”,也提供方便。两面都不得罪。

香港《工商时报》董事长、前国民党军上将何士礼对王秉钺说:“台湾已被你们搞得晕头转向了。”

就在推动“入台”与抵制“入台”的拉锯中——用台湾方面的话来说,在“统战”与反“统战”的相持中,一场悲剧发生了。

6月4日,原国民党68军政工处上校处长张铁石,在香港富都酒店自杀身亡。

台湾方面派人要张写三个材料:自传、大陆内幕和另外9人的情况。张写了,也表明了“心迹”,对方不满意,逼其再写,并威胁说:“如不交代清楚,非但去不成台湾,且对你在台的家属子女也不利,使他们成为政治上不清白的人。”张左右为难,没有退路而自杀。

张铁石走了,“亦无风雨亦无情”,摆脱了是是非非的境地,摆脱了对妻妾、子女的牵挂,却留给两岸一轮新的斗争“波次”。

6月6日,台湾《中央日报》发表中央社消息:“张铁石在港自杀,显系被共匪逼死。”

北京方面没有发表官方谈话。6月9日,中国新闻社发表第七批特赦战犯之一、原国民党军统大特务文强的谈话:“张铁石先生是因受蒋特务诱骗,而离开兰宫酒店,搬入老特务徐亨所经营控制的九龙油麻地富都酒店。因此落入陷阱,惨遭迫害而死。”

对身后的纷扰,张铁石已有预见,他留下了一封遗书,上面写道:

我不知道他人如何,对我来说,回台湾并无希望。回去后搅动人心对国民党也不利。我知道我的孩子们已经长大,而且过得很好。我的愿望现在已经达到。我认为,国共双方,谁也不能统一谁。我希望国民党当局照顾我的孩子们。我的死与富都酒店无关。我的遗款可作丧葬之用。

遗书说明,张铁石自杀,既不是中共所逼,也不是蒋特“迫害而死”。正如当时港英政治顾问唐纳德所说:“该老人变得厌倦和不满,不能赴台,又不愿回大陆,精神陷入很低的低潮中,因而自杀。”

入台大门紧闭着,要求进入的人紧敲着,响声传遍了两岸,传遍了世界。有人甚至称张铁石的死,是向台湾当局的“尸谏”。

最后,陈士章、王秉钺、段克文、周养浩去了美国,蔡省三、王云沛留居香港,张海商、杨南、赵一雪回到大陆。

后来,段克文、王秉钺先后由美国进入台湾。大陆又通过从厦门直接渡海的方式,陆续送了几批宽释人员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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