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大林 资料图片
斯大林对自己人民犯下了大量罪行。虽然他曾经做出过许多贡献,虽然他领导下的国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他对本国人民也做出了不可饶恕的事情……
——【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
●1924年,列宁病故,由谁来填补列宁留下的权力真空,让年轻的苏联政权面临着巨大危机。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历史搏斗,其结果,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以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道路选择,甚至至今还影响着正在转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
在一个伟大的领袖人物身后,通常会出现人才断层;因为一个伟人所需要的,仅仅是照章办事的庸才,而不是具有同样独立思考能力的伟人!然而,列宁身边却有一大批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领袖人物。当时,连西方国家都承认,苏联政府是“欧洲最有学识的政府”:这批革命家中有托洛茨基、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皮达可夫、托姆斯基;还有,斯大林……
我们说还有,是因为在当时,斯大林与这些领袖人物在党内和人民中的影响、地位不能相比;尤其托洛茨基,他是公认的十月革命的领袖之一、红军创始人、演说家,是著有数十卷著作的革命理论家。
而斯大林,却是一个既没有理论修养,又没有才智的人,他是苏联共产党领袖中唯一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缺少口才,谈吐拘谨,语言乏味,写文章平铺直叙;托洛茨基称他为“我们党内最杰出的庸才”。
尽管斯大林于1922年被任命为书记处总书记,但当时的书记处归政治局和组织局领导,只处理党内一些事务性工作,无权干预政府和军队的大事。
托洛茨基曾经这样评价斯大林:“斯大林的意志力看起来不亚于列宁,但他的智力只有列宁的智力的10至20%;促使他当革命家的主要动力,始终是对有钱有势的人的憎恨,而不是对被压迫者的同情,而这种同情使列宁的人道风貌变得如此高尚和亲切感人。同时,列宁也善于憎恨。”
托洛茨基把列宁对被压迫者的同情,看作最崇高的品质,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只有憎恨的政治家,即使他具有野兽般的意志力,也只能为利己的目的行动,而他的行动中只会有攫取、残忍和复仇;只有爱,才可能使一个革命家,把自己的革命行动规范在人道的准则之下,把“一切为了人”,写在革命的旗帜上。
●1924年的斯大林不仅不具备其他领袖人物的智慧力量,而且列宁的遗嘱也对他非常不利——
列宁在遗嘱中这样评价斯大林:“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处于总书记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
列宁病危之时,处于劣势的斯大林表极大的谦卑,与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结成政治联盟——以抵制最具继承人资格的托洛茨基。斯大林同时谦虚地向所有可能的继承人表示,任何人都不能以个人的身份继承列宁的事业,列宁的位置必须由集体来继承……
斯大林这种反个人独裁的集体主义精神和没有锋芒的政治姿态,使得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这俩位资历很深的革命领袖,不遗余力地为挽救斯大林的政治生命而行动起来——
决定斯大林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命运的一刻到了,那是1924年4月21日:苏共在“十三”大前夕,召开中央全会特别会议,宣读列宁遗嘱。
加米涅夫宣布开会,并宣读了列宁遗嘱: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
会上,斯大林沉痛地表示,为执行列宁的遗嘱,他愿意辞去总书记的职务;但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动员一些中央委员却说服斯大林收回辞职要求,并建议中央委员会,仍由斯大林担任书记处总书记……
此时,会场一片沉寂。斯大林绷着脸,面色阴暗,两眼直望着窗外,等待着对他的命运的裁决……
斯大林的总书记被保住了。
在争夺王位的斗争中获胜的,往往不是最有学问、最有魄力的政治家,而是那些集阴谋和背信弃义于一身的野心家;当然,这些野心家还首先是一位出色的演员,他必须能熟练地扮演成一个平庸的、最无锋芒的人。
斯大林成功了。他的成功来于他善于掩藏自己的内心世界、善于组织和利用各种政治力量;但是,在1924年的这场较量中,另一方的重大失误,不能不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
首先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政治上的短视,他们只看到了托洛茨基的傲慢、固执,而没有看到斯大林冷酷无情的残忍本性。13年后的1937年,他两在斯大林的监狱中,已经明显的临近死刑的边缘时,还对斯大林可能发发善心抱有幻想而不断地给斯大林写信,并在斯大林指定的认罪书上签了字。
1926年,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斯大林当作“托洛茨基分子”而开除出党时,季诺维也夫曾经痛苦地回忆起1924年挽救了斯大林政治生命的那次中央全会特别会议,并质问斯大林:“你知道什么叫感恩吗?”
斯大林的回答是,“我当然知道,那是一种狗的病症。”
●除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政治短视和失误外,斯大林能获得胜利,还在于他的另一个对手托洛茨基更加重大的失误——对阴谋诡计的藐视。
在1924年决定斯大林命运的那次中央全会上,当时有托洛茨基派的人反对季诺维也夫的提案,不同意让斯大林继续担任总书记的职务,但作为这一派的首领托洛茨基本人,却始终保持着消极的态度;有时,他居然在政治局会议上阅看法文小说,而不屑介入那种被他认为属于低俗的喜剧……
1925年1月17日举行的中央全会,谴责了托洛茨基的反党言论后,宣布“托洛茨基同志继续在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工作已不可能了”;
1927年11月,苏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托洛茨基和他的政治对手、斯大林的前盟友季诺维也夫被同时开除出党。
这次大会之后,加强了对托洛茨基分子的镇压:所有没有递交书面申明来谴责自己观点的托洛茨基分子都遭到逮捕、或是被流放到边缘地区——托洛茨基是第一批被流放中的一个;1926年,托洛茨基全家被驱逐出镜。
托洛茨基是1940年在流亡地墨西哥去世的——他死于政治谋杀……
1940年8月20日晚上,一个伪装成托洛茨基分子的政治杀手,在风雨衣里藏着一把碎冰镐,去拜访托洛茨基,说要就一篇政治论文请教托洛茨基。当托洛茨基正在阅读他的手稿时,凶手转到他的身后,用铁镐在托洛茨基的后脑猛烈一击。这下在托洛茨基的脑壳上留下了近7厘米深坑的致命一击,终于成功的完成了对托洛茨基的一系列政治谋杀。他只活了24个小时,他的最后遗言是,“我相信第四国际会取得胜利。前进!”
托洛茨基带着他的革命信念和自信离开了人间,却留下了“无产阶级最凶恶的敌人”的恶名,直至1988年苏共中央为他平反为止。
●斯大林在攫取权力斗争中的出色表演——开始的临时结盟和过后的各个击破,是一部巨大的悲剧;或者,夺权只是这部悲剧的序幕;这部悲剧的高潮是斯大林登上了权力巅峰后,对他的二亿臣民运用他所掌握的绝对权力。
斯大林稳定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后,便开始了对反对派和临时盟友的清算,仅仅二、三年时间,他就能对政治局实行绝对的控制了。
俄国人被斯大林彻底制服,并完全匍匐在斯大林的权力之下,是1937年的“大清洗”之后——
1937年,斯大林把一个政治家的权力推到了极致;反过来,被推到极致的权力又把斯大林的罪恶推到了极致……
斯大林在1937年的“大清洗”中,向一切真正或想象中的政敌开刀。
这是名符其实的开刀——即从肉体上彻底消灭。
斯大林的第一刀,是朝着共产党的领导机关砍下去的:
列宁逝世后的第一次党代会,即1925年5月召开的俄共十五大选出的7名政治局委员,除斯大林本人外,其余六人全部被枪决或谋杀: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李可夫、托洛茨基……
在列宁建立的第一届苏维埃政府的15名人民委员中,竟有9人死于斯大林的大屠杀,幸免的6人中,列宁和斯大林自己,其余4人都是在“大清洗”之前去世的。因此可以说,斯大林枪毙了第一届苏维埃政府的全部人民委员;
俄共“十七大”选出的173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110人从肉体上被消灭;这次党代会的1996名代表,有1108人,因“反革命活动”而遭逮捕、枪决;
然后是斯大林自己所领导的整个共产党组织:
在俄罗斯,党的州委和州执行委员会在1937—1938年的镇压浪潮中,有90%遭到破坏……
在乌克兰,基辅市和地方的领导干部几乎全部被捕。1938年召开乌克兰党的代表大会时,查明这个共和国的党员人数已从1934年的45万人减少到28万;这十几万人到哪去了?被他们的总数书记逮捕、枪毙了……
在白俄罗斯,几乎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在“大疯狂”中死去了……
在格鲁吉亚,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在1937年5月举行,出席大会的644名代表,有245人在当年被逮捕……
……
难怪历史学家在谈到这个恐怖时代时说,在30年代后期,一般居民“在夜里睡觉要比共产党员们安心得多。”
很难想象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的总书记为什么会对共产党有如此的仇恨?
可以肯定地说,被斯大林杀害的共产党人,比科学社会主义问世以来各国反动派杀害的共产党人加起来还要多。
与共产党同样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支柱的,还有军队。然而在斯大林最主要的统治工具——警察力量的打击下,军队也同样不堪一击。
●在1937-1938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被斯大林消灭的红军指挥员和政治委员有好几万人。
苏联著名的历史学家罗·梅德韦杰夫在《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一书中,曾开列出一大串被害的红军统帅的名单,为了篇幅,我们只好省略了,而只摘录下他的几个统计数字:
战前年代被逮捕的有:苏联5位元帅中的3位,16位集团军司令员中的15位,所有的军长,几乎所有的师长和旅长,将近一半的团长;所有的集团军政治委员,几乎所有的军、师、旅政治委员和三分之一发团政治委员以及许许多多的中级和下级的指挥人员……
斯大林对他的军队的大屠杀是那样的震惊了世界,并且对另一个政治狂人希特勒扩张野心无疑是一个刺激,而为他的冒险计划增添了勇气。
希特勒在制订对苏联的进攻时,曾作过这样的估计:“头等的苏联高级军事干部已在1937年被斯大林消灭了……因此,他们没有优秀的统帅。”
●军队摧垮了,党摧垮了,只剩下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的警察统治。那么,斯大林的所向无敌、已经没了对手的警察力量是否可以偃旗息鼓,可以将它的刑具、囚室和各式各样的侦讯手段收藏起来了?
否,大账算完了,要算小账了,下一个该轮到那些无职无权,但又是最让统治者操心的平民百姓了。
政治恐怖从来就是直接针对全体被统治者的。
1937年开始的“大清洗”没有漏过任何一个社会阶层——对科技界、教育界、学术界、文艺界知识分子的镇压甚至比对军政界的镇压更早一些,这又是一个无法详细列出来的名单。
那么社会最底层的工人、农民的命运是不是好一些呢?
在几十年后,我们从许多揭露和悼念的文章中,得知了许多在“大清洗”中被杀害的党政领导人和著名知识分子名字,而很少听人谈到普通工农在那个悲惨的年代里的悲惨遭遇,没有人为这些底层的牺牲者平反、为他们悼念,而他们自己也写不出回忆录来,于是,仿佛悲剧从来没有在他们中间发生过似的——这真是一场毫无声息、毫无意义的死亡。
事实上,为斯大林的恐怖政策付出代价更大的,是普通的苏联人民。
苏共曾有过两次大规模的清党浪潮:1933-1934年;1937-1939年,两次共有210万党员被清除出党,这些人大部分在“大疯狂”的年代里被流放和枪杀了。毫无疑问,这210万党员中大部分是普通工农群众……
没有具体的人名,却有星星点点的数字统计——
在工人方面:莫斯科发电厂有1000多名职工被镇压;莫斯科地铁工程局有几百人被捕;在斯德博德市这么一个不知名的小城市,就对铁路职工进行了三次审判,三次分别判处了28人、60人、24人枪决……
在1937年,几乎所有曾经被送到美国、德国去实习过的工人、职员都被捕了。
农民付出的代价更大。这几乎是这类国家的普遍规律——任何一次重大的政策转变,首先涉及到的总是农民,无论是受益还是受害。
苏联的集体农庄本来就是以对150万农民的枪决、流放为代价建立起来的,以后的年代里,农民即使小心翼翼地敬畏着这个神圣的腾图,也常常免不了冒犯的嫌疑。1937年,许多农民以“反对集体农庄”或“破坏集体农庄生产”的罪名而被起诉、枪决;这些罪名即使没有根据,也总能捕风捉影,然而许多没有文化的农民是以“颠覆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而遭受恶运。
这是永远无法统计名字和数字的大屠杀。
人们曾经给在二次大战中死难的无名犹太人和无名战士树立过无名纪念碑,可谁为这些在同样残酷的、赤裸裸的屠杀中死难的无名百姓树立纪念碑?
●这些共产党的著名领袖、政治家、军事家以及几百万普通共产党员和平民百姓都成了斯大林权力的祭品。悲剧在1937年,的确达到高潮;然而,我们还没有看到这幕悲剧最令人颤栗的场面——尽管是几百万的死亡,但对于二亿人口的苏联来说,毕竟只占百分之几;而那些战战兢兢地活在斯大林的绝对权力之下的百分之九十几的苏联人的命运,才具有更浓烈的悲剧色彩。
或许,对活在30年代的苏联人来说,痛痛快快的死亡——哪怕是冤屈的死亡,恐怕也比生活在秘密的、公开的警察统治下幸运了……
●只有让每一个公民感到恐怖、把每一个公民变成担惊受怕的奴隶,才能算作成功的政治恐怖。
在这一点上斯大林的成功是无与伦比的。
政治恐怖的核心警察专政。
警察专政的表面特征是秘密戕害、是秘密监视、秘密控制。但实质上是有伪装但又故意露出锁链和镣铐;要找理由抓人,但又故意使理由不太充分,让每个人都相信会抓错的,让每个人都无法知道怎样才能不使自己变成敌人,让所有的人都无法肯定早上走出家门,晚上是否还能安全地回来……
这就是警察统治!
这种恐怖在苏联的三十年代是那样铺天盖地压在每个公民头上。
在苏联1926年颁布的一百四十八条刑法中,真正能让警察机关施展才能的只有一条——五十八条。这是专门针对一切以“削弱政权为目的”的反革命分子的法律条文。
这是伟大的、权威的、横扫一切的一条。
五十八条成了斯大林时代最具有权威性的社会存在,它控制着二亿人的政治行动和政治思想。使苏联成为历史上中央集权程度最高的国家,这个两亿人口的国家只有一个脑子——斯大林的脑子。
最富有弹性和粘着性的是五十八条的第十分条:“号召推翻、颠覆或削弱苏维埃政权内容的宣传或鼓动,以及传播或制作或收藏具有同上内容的文字材料。”
看来,对自己公民的言论所有的恐惧症,是在半个多世纪前遗传下来的!
警察的解释有多广,他们的权力就有多大。一个五十八条就足以对付所有的社会成员,禁锢人类的所有思想……
五十八条主要是为平民百姓制定的。
相比之下,警察对百姓的战争要比对党和军队容易一些。他们只需将对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图哈切夫斯基时所用过的手段简单地重复一下就行了——同样要大规模的收拾,同样要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不同的是,在上层用莫须有的大罪名,在下层则用莫须有的小罪名……
以下是俄国作家、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在他那洋洋150万字的巨著——一部堪称人类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政治罪恶调查实录——《古拉格群岛》中透露出来的,内务部如何在一些识字不多或根本不识字,那些没有反抗或根本不可能反抗的寻常百姓中挖出苏维埃政权的凶恶敌人:
——克拉斯诺达尔市女电车司机深夜从车场步行回家。该她倒霉,在市郊她从一辆陷住的卡车旁走过,卡车边上有人忙碌着。它原来装满了尸体——手、脚从防水布下露出来。她的姓名被记了下来。
第二天,女司机就被捕了。侦查员问她看到了什么?她老实承认了。反苏宣传!十年。
——农庄庄员德依娜·叶菲莫夫娜震惊于托洛茨基的滔天罪行,在党员大会上提出问题:“为什么把他从苏联放出去?”(好象党应该向她报告工作似的!)为了这个荒谬的问题,她罪有应得地先后获得三次刑期。
—一个有六个子女的农民,为了养活这六张嘴,他干集体的活卖死力气,总希望能多挣点儿什么。他真的挣到了——一枚勋章;大会授勋,首长讲话。在致答辞时,这个庄稼人动了感情,便说:“哎,要是能给我一普特面粉来顶这个勋章多好!能这么办吗?”
全场哈哈大笑起来,而这个新的获勋者也就带着他的六口人去流放了。
——一个裁缝放下手里的针,为了怕丢,把它别在墙上的报纸上,正好戳进了警察头子卡冈诺维奇的眼珠子。顾客发现了。恐怖行为罪!五十八条,十年。
——一个又聋又哑的木匠也因为犯了反革命鼓动罪而判了刑!这个罪是怎么犯的?他在俱乐部里铺地板。大厅里的东西全腾空了,墙上既没有钉子也没有挂钩。他干活的时候把上衣和帽子搭在列宁半身塑象上。有人进来看见了。五十八条!十年。
——乡村俱乐部主任带着看门的老头去买斯大林同志的半身塑象。买了。半身塑象又大又重,需要放在架子上两人抬才行。可是俱乐部主任认为这样干有失身份:“你慢慢地拿回去吧。”说完就头里走了。看门老头摆弄了半天,没有好办法。挟着走——一只胳膊拢不过来;抱在胸前走——腰酸背疼,身子还得往后仰。终于找到了办法:解下皮带,给斯大林同志做一个环,套在脖子上。他扛在肩上从村子这头走到那头。没有二话说。地地道道,第五十八—8条,恐怖行为!十年。
……
还有许多许多……可是,等一等!这些荒唐透顶的悲惨故事为何如此耳熟?
呵记起来了!
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都应该记得的——六十年代,由斯大林的警察创作的这些悲剧完完整整地在中国城市、农村上演过了……
●曾经有人将斯大林的极权统治与近代史上的最大罪人希特勒相提并论。认为希特勒利用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对德国人民实行过同样残酷的戕害,只不过更大的战争罪行掩盖了他的警察统治。
但区别还是有的——斯大林在1937-1938年达到高潮的政治恐怖行动,是在革命的名义下采取的——这是政治家所具有的最坚硬的盾牌。因此,面对着这个历史上少有的悲剧,不仅当时的世界对斯大林的行动保持着沉默,就是今天还有相当数量的人不敢正视这段历史。
人们敢于公开把斯大林的行为中称为罪行的,是他在1939年9月,把一大批德国反法西斯者都交给了盖世太保。因为这是无论如何也无法贴上革命标签的行为。
顺便说一句,这些由苏联交给盖世太保的德国人,大部分都活到了战后,而那些没有交给德国而关在苏联的德国反法西斯主义者,则几乎全部遇害……
这也算斯大林与希特勒的一点区别?
斯大林为什么要对自己的臣民进行如此残酷的政治恐怖?以及,在一个两亿人口的大国,在一个由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和政党控制着的社会里,一个人怎么能有力量对整个社会举起了屠刀,并且是几乎没有受到反抗就获得了胜利?
第二个问题是非常复杂的。要知道,在被消灭的数千名知名人士中,有许多是党、政、军的首脑;而仅仅1936-1938的“三年时间,因政治原因而被捕的共有500多万人。”
难道斯大林的警察力量真的可以战胜整个民族?难道这数百万人真的因为珍惜革命事业而宁愿相信自己是反革命,也不愿意对斯大林的革命行动进行反叛?
问题当然不会这么简单。所以我们先把这个过于复杂的问题先放一放,而回到第一个问题——斯大林为什么要对自己的臣民进行如此残酷的镇压?
历史学家在试图解释这场灾难时,有过许多很复杂的说法。我们可以将其作如下的归纳:
——斯大林对席卷苏联的恐怖浪潮一无所知,内务部的首脑对他隐瞒了真相,这些罪行是警察头子背着他干的……
毫无疑问,不知者不为过。
——斯大林发起的这场大清洗运动,但他并无恶意。他的责任只在于,听信了被内务部夸大了的“反革命”和“政治谋杀”的敌情;而他的出发点是为了挽救革命……
谁能过多的指责一位领袖的革命警惕性呢?
——斯大林患有严重的精神病,他是个自大狂、妄想狂、暴虐狂,他的猜疑心和报复心都是病态的……
按这种说法,斯大林应该是没有责任能力的人,历史法庭应因其无责任能力而宣告他无罪。
——斯大林是曾是为沙皇秘密警察机关效劳的暗探和奸细。在50年代,西方曾出现了许多支持、或论证这种说法的书籍和文章。
这种说法骇人听闻,却能轻松而简单的解除人们痛苦的疑问。
……
然而,我们不能不对这许多说法表示怀疑。
我们无需反驳斯大林采取这一系列恐怖政策的动机是出于维护革命的利益即维护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利益——的说法;但也不能支持斯大林是个自觉的反革命的阶级论点,尽管这样的解释有利于我们把责任推到沙皇的秘密警察身上,而不必从革命领袖身上去寻找责任,这样的解释能医治我们被伤害了的革命良心和理想。
尽管斯大林对十月革命领导权的篡夺具有政变的性质,但这毕竟是局部的反革命政变,斯大林毕竟没有建立一个新的王朝,毕竟没有将财产和政治权力重新归还给地主和资本家;当然,更没有交给应该从十月革命中受益的苏联人民。
●也有历史学家将斯大林的复辟与拿破仑的称帝相比,把斯大林主义称之为“波拿巴主义”。
事实上两者的区别是很大的——
拿破仑在政变后依然维护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即保留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资产阶级在法国社会中的主导作用;而斯大林则严重地践踏了十月革命的原则,并且在他掌权的岁月里,从来没有考虑过人民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
拿破仑在获得了资产阶级的支持后,便彻底改变了法国大革命后的政权形式——宣布自己为终身独裁者,随后又为自己戴上了帝王的王冠;而斯大林却没有改变苏维埃政权的形式,他巧妙而无耻地把新的政权形式与绝对的个人独裁结合起来,从而获得了远远超过了拿破仑所具有的权力……
这两个人更本质区别还在于:拿破仑改变了革命政权的形式,却未能改变革命的方向;斯大林保留了革命政权的形式,却彻底地扼杀了革命的理想和原则。
拿破仑靠自己的魄力和权力,改变了大革命后的共和制,但由于他把新兴的法国资产阶级作为他的政权的主要支柱,从而不自觉地维护和发扬了1789年以来的革命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讲,拿破仑事件可以算作法国历史上的一次政变,而不是一次复辟;斯大林的独裁统治,基本上是依靠警察力量实现的,他根本没有把工人和农民力量和利益作为他的政权存在的依据。相反,正因为他虚伪地利用了苏维埃政权的形式和革命口号,他对十月革命的原则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糟蹋和埋葬才是彻底的。
我们曾说过,斯大林所杀害的共产党人,比科学社会主义问世以来各国反动派杀害的共产党人加起来还要多;我们还要说:比这个罪行更加严重的,是斯大林对以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为前提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扼杀,远远超过了社会主义诞生以来它的各种敌人对它的颠覆和破坏。
从这个意义上讲,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被彻底埋葬是在30年代由斯大林完成的,而不是在1991年……
当然,这是一个更大的、不是本书所能说清楚的问题。我们还是回到那个痛苦的问题上——斯大林为什么要如此残酷地戕害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普通的黎民百姓?
上述的解释之所以应该否定,是由于那些解释者,没有正视那段历史的勇气而不敢承认那个可怕的、然而又是非常简单的事实。
著名的苏联历史学家罗·梅德韦杰夫,反对把斯大林进行政治恐怖的动机弄得太复杂。他的解释是,斯大林的“主要动机是过分的贪图功名和贪权。”
但问题是,贪权者是政治舞台上的出场最多的角色,而大规模地镇压和杀害政治对手的“斯大林现象”,对政治家来说则并不是普遍现象。那么,除了斯大林凶残、虚荣和嫉妒的本性,历史和制度还要承担多大的责任?
在十月革命众多的以政治家、战略家、理论家、演说家称著领袖中,斯大林是最平庸、资历最浅的一个,他从来没有得到上述称号中的任何一个。
在第一届苏维埃政府——这个连它的敌人也承认是“欧洲最有学识的政府”——几乎只有斯大林没有受过系统、深入的教育,他是唯一一个不懂外语的政府成员……斯大林是决不愿意在政治舞台上充当配角的。他要获得无限的权力和无限的荣誉,就必须把这些比他有资格和能力的对手消灭掉。
斯大林靠阴谋和背信弃义逐步获得了无限的权力,又靠残酷地运用权力把他的个人独裁推向极致……
权力把这个缺少道德原则和崇高信仰的斯大林推到了超级伟人位置上,同时,权力把他人性中的阴暗点放大成一场人类的巨大灾难……
这种可怕的悲剧只有在政治伟人的圈子里才会出现。
啊,由警察权力营造的伟人时代!
在结束本文的时候,想起了纪伯伦的一段话:什么对心脏有利——爬楼梯和性交;什么对心脏不好——与伟人生活在同一时代!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社会,还会出现伟人时代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