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动司法应对中国发展嬗变

“积极探索创业投资、风险投资所形成股权的司法保护措施；妥善审理农业承包、转包、租赁等合同纠纷案件，依法保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自愿、合法流转；妥善审理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引发的案件，服务城乡结构调整……”

记者日前在江苏盐城举行的“人民法院能动司法论坛”上看到，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刚刚出台了为《江苏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新出台的意见涵盖了涉及保障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等共２５条措施。江苏高院副院长胡道才说：“这是２００８年以来全省法院坚持能动司法，依法服务“三保”工作的进一步深化和延伸。”

能动司法，在人民法院创建过程中培育，在新的历史时期传承发展，在金融危机来袭时彰显力量。陕西陇县经验、江苏泰州经验、山东东营经验……各地在积极探索符合本地实际的能动司法模式。能动司法正在顺应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成为影响社会司法功能嬗变的重要坐标。

应对危机调整司法理念

人民法院明确提出能动司法，要追溯到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随着危机来临，司法机关受理的诉讼案件激增，案情复杂。对此，我国司法机关寻求应对之策，司法理念也在随之调整。这个过程，是整合资源，积极自我调适的过程，是不断提升司法能力的过程。２００９年，针对新时期人民法院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在宁夏、河北、江苏等地调研时明确提出了“能动司法”的理念。

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人民法院要不断地研究并解决时代发展变化所产生的矛盾。王胜俊认为，人民法院能动司法就是要发挥司法的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地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同时，王胜俊也指出了能动司法的三个显著特征：服务性、主动性、高效性。

“能动司法是人民司法本质属性的具体体现。”参加本次论坛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景汉朝介绍，中国共产党在苏维埃时期就形成了包括就地审判、巡回审判在内的能动司法、司法为民的特色制度；陕甘宁边区时期的马锡五审判方式等，也是结合当时特殊时代背景能动司法的具体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１９５３年４月第二届全国司法会议的决议，就强调提出司法工作必须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方针，为此，当时建立了１１个铁路运输专门法院，２个水上运输专门法院，并专门设立了经济建设保护庭，县级人民法院还设立了３８００多个巡回法庭。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审判庭和知识产权庭的建立、少年法庭的组建等等，都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息息相关。

“从历史和现实来看，都要求我们按照人民法院政治性、人民性和法律性高度统一的要求，增强能动司法的自觉性，坚持能动司法，实践能动司法。”景汉朝说。

能动司法是对社会司法需求的积极回应

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市场经营风险陡然加大，企业除了在纠纷爆发后以诉讼的方式求助法院，更多地希望能够及时得到法律服务，从而防患于未然。政府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也需要法律的智慧，更好的规避风险。

最高人民法院率先行动，在广泛、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以最快的速度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指导意见和相关司法解释。上海、江苏、浙江、重庆等地法院及时调研，采取了主动应对措施。

苏州雅新电子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科弘系企业破产重整案、佳通科技（苏州）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一系列涉及上亿资金、上千职工的重大案件，在司法的主导下化“危”为“机”。

能动司法以调解功能化解社会矛盾。黑龙江法院加强诉讼调解，２００９年１月至７月，一审民事案件调撤率达到７６．２％，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调解率超过７０％，行政诉讼案件当事人撤诉比例达４１．６％，为近年最高；通过全面加强调解，江苏省２００９年１月至５月，全省法院民事案件一审调解撤诉率达到了６１．８６％。

能动司法以司法建议参与社会管理。浙江高院梳理了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０８年全省行政诉讼的基本情况、行政机关败诉的主要原因，提出进一步提高依法行政水平、预防和化解行政争议的行政审判白皮书；上海高院开发了上海法院网上司法建议信息库，上载了２００８年以来发送的司法建议信息３３６条，其中有１５４份司法建议得到采纳；河南高院针对行政机关普遍存在的问题提出司法建议４６１份，收到反馈意见３７８条。

能动司法健全便民诉讼机制实现司法为民。去年３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司法便民工作的若干意见》；广西法院建立“立案１１０”制度，设立流动立案点和导诉台、实行节假日立案、建立便民服务速裁小组和预先登记立案制度；江苏法院推行柜台式、一站式服务，并在全省设立了固定巡回审判点６７９个。

当前，全国政法系统正在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就此，王胜俊提出，各级法院要围绕三项重点工作，把握司法规律、坚持能动司法，努力推动人民法院工作科学发展。

坚持能动司法要把握好“度”

应对危机，人民法院明确提出“能动司法”。是坚持能动司法还是坚守司法克制，成为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广泛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

对此，参加人民法院能动司法论坛的专家们也对“克制”和“能动”进行了解读。在我国的司法体制下，司法克制可以理解为，司法权是有限度的，并不是无限的，法院应当加强自我约束、自我监督，谨慎地行使司法权，不得轻易动用手中的权力。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高其才认为，能动司法意味着法官不再只是“坐堂问案、高高在上”，法官应当为当事人诉讼提供公正、明白、快捷和令人满意的服务。在乡土社会的中国，法官还应当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之下，不拘泥于形式，发掘符合国情、社情、民情的审判方式，把人民群众是否满意作为判断审判效果的标准。

司法要回应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要，解决老百姓的实际问题。专家认为，司法能动和司法克制哪个占主导地位，取决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司法的能动和克制将在相互矛盾中实现动态的平衡。

在江苏高院院长公丕祥看来，我国建立发展近２０年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的司法解决纠纷机制，愈发显得与时代发展不相适应。坚持能动司法是履行人民司法功能使命、回应人民群众司法关切、改进转型时期社会治理、破解司法难题、提升司法公信力和传承人民司法优良传统的必然要求。

司法克制容易导致司法的机械和僵化，司法乱动、盲动也容易危害法治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因此当前也要防范能动过热、克制过冷的两极化现象。山西高院院长左世忠认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适度调整一个时期的司法理念，是中国司法发展的体现。但是，把握好能动司法的“度”至关重要。

能动不是盲动，能动司法既要主动，又要有序，要有秉持公正这根弦，更要有维护公正的相关制度。公丕祥认为：“人民法院必须坚持司法的适度能动，不能大包大揽，既要做到积极有为，不缺位，又不能越位和错位。能动司法还要在坚持依法司法、司法公正和维护司法权威的前提下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