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乐文章：一腔热血为何洒-探访重庆文革墓（请您打开文章底部播放器来欣赏这篇文章）

重庆文革墓

我出生时，正值文革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待我晓事时，文革的浪潮已经渐渐平息。八岁那年，大人们正在田里收割水稻，猛然听到广播里传来毛泽东逝世的噩耗，全都不由自主地放下手中的农活，聚集到电线杆下专注地收听新闻。

伟大领袖就这样殒落了，他缔造的神话仍在继续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生活。文革，作为伟大领袖一手策划起来的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被后来人定性为“十年动乱”或“十年浩劫”，至今仍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一些人不敢面对，一些人不愿面对。是与非，功与过，历史自有评说。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知情人的相继辞世，有些历史的真相渐渐淹没于岁月的长河，离我们越来越远。

寂寞的省级历史文物

重庆文革墓座落在重庆沙坪坝公园西南角，占地约两千平方米，重庆人管它叫“8.15”墓，是文革时重庆造反派“8.15”派埋葬武斗死难人员的墓地。据说，从1966年开始陆续有死难的红卫兵被埋葬在这里，一直持续到1969年初，一共埋了大约300多人（具体人数众说纷纭）。此墓群原为红岩村女主人饶国模所在，安葬过邓颖超的母亲和周恩来的父亲等人（1958年移葬红岩村），人们称之为“八路军办事处公墓”。文革时沙坪坝是“8.15”派的地盘，他们就将此地作为埋葬死难红卫兵的墓地，现存墓130余座，是国内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座文革墓群， 2009年底和曹操墓同时被评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从沙坪公园大门沿西面的水泥公路上行约500米，左侧斜坡上有30余级石阶，石阶尽头，林木掩映中，可见一座残破的中式门廊建筑，顶部在2008年“5.12”地震中垮塌，只剩下光秃秃的木质梁椽，油漆和花纹历经风雨侵蚀，已经斑驳难辨。门的两侧各有一座圆形的石雕，左右对称，上面刻有简单的图案。门廊顶两侧残存的灰瓦上覆盖着青苔和枯叶，一道高约两米的围墙将墓地围成一个不规则的矩形，座西向东，西高东低。半截高的铁栅门上，一根粗大的铁链将墓地深深地锁进与热闹的现实相距甚远的历史，只在清明和春节，才会向前来祭拜的人们开放。门内立着一块木板，上面用黑色的墨水写着“禁止摄像”，连空气里散发着一股神秘的气息。一些前来祭拜的外地人因为得不到有关部门的许可，进不了墓地，只能抱憾而归，在门外的围墙上涂抹怀念和哀思。一位来自西安的人用粉笔留下了这样的字迹：“工院烈士安息  2010.10.23  西安：蒲远能”，留言日期为11天前。

看守墓地的是一个四十来岁、身体壮实的中年男人，话语不多，面无表情。他平时将大门紧锁，如果有人来祭拜，须到公园里四处寻找他来打开铁门。

走进墓地，穿过青砖铺就的小径，拨开茂密的杂草，左右两旁是随意排列、高大而拥挤的墓碑，与参天的树木一道织成屏障，将温暖的阳光阻于林外，从树林间突然惊起的飞鸟更增添了阴森冷气。墓碑高矮不一，有的高约3米，有的只有1米，有的墓碑已经荡然无存，据说在文革结束以后，附近农民将碑石抬回去修了猪圈。

墓地埋葬的60%为工人，30%是学生，另有少部分是店员、老师和军人。大部分碑上都刻有死者的姓名、籍贯、生卒日期、“8.15”标志、火炬和五星以及那个时期具有浓厚时代色彩的豪言壮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死难烈士万岁”、“可挨打，可挨斗，誓死不低革命头”。有的墓碑上刻着一个人的名字，有的三、四个，最多的一个墓里合葬了八个人。这些死者来自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年龄，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把年轻的生命奉献给了那场疯狂的运动，作了历史前进中冲锋陷阵的牺牲品。

大部分墓前没有祭拜过的痕迹，少数墓前残留着干枯、褪色的花束，花圈散架、颓地，野草无拘无束地疯长。墓碑上的字迹正在风雨的侵蚀和人们的遗忘中渐渐消失，至今仍有10座以上坟墓无法考证。和墓群同时被评为省级文物单位的曹操墓境遇就好得多，预期丰厚的经济收入使各方神圣纷纷参与造势，将曹操墓炒得名声大噪。而重庆文革墓虽列入了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门口却没有任何标志，门廊年久失修，残破不堪，摇摇欲坠。一些死者的亲属愿意出钱维修，可墓地既然是文物，就并非任何人都有资格在文物上动手动脚，没有人签字同意，也就没有人敢接招。

绵绵无尽的哀思

我走到墓地门口，见到一位戴着眼镜的长者手里拿着一把雨伞在门前的竹林下徘徊，就上前请教他为什么墓地大门上了锁。他很警觉地问我到这里来做什么，我告诉他因为我对文革那段历史比较感兴趣，趁这次到重庆出差，专门过来探访。这位长者姓陈，是一名退休教师。他叫我等一会儿，说他妹妹已经去叫守墓人了。过了五分钟，陈大伯的妹妹陈阿姨、一位叫曾钟的退休老师和看墓人一起回来了。我跟随着陈氏兄妹、曾钟老师，蒙过了守墓人，混进了墓地。

年近古稀的陈氏兄妹是文革墓的常客，因为这里长眠着他们的亲人——一位年龄介于兄妹之间的男青年。1968年，这位还在上学的男孩路过造反派武斗的地方，因为他当时身穿一身劳动服，被当作了“敌人”，惨死在棍棒和刺刀之下，年仅19岁。

陈氏兄妹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解放后全家人受各种政治运动的牵连，父亲在反右中被打成了右派，兄妹六人都牵连其中，剥夺了继续上学甚至正常生活的权利，丧失了更好生存的可能，兄妹俩至今无法忘怀那些血泪斑斑的痛苦回忆。也许只有毫发无损地从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中幸免于难的人，才会怀念那个时代，才会对那个时代的缔造者心存感激。“我们一家人受到的伤害太多了”，陈阿姨说，如果当时哥哥不死，也该是60多岁的人了，也许考上了大学，为国家、社会做出了成就。

陈大伯给我看了四张珍贵的黑白照片，其中一张是他弟弟被打死后，在医院救治的情景；一张是他弟弟死后的头部特定，面部肿胀，伤痕累累且血迹斑斑，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模样；一张是他弟弟尸体腹部伤口的特定，大约有一寸长，陈阿姨说是刺刀留下的；还有一张是为他弟弟办后事时拍的放在门板上的遗体的照片。给我看了以后，陈大伯小心翼翼地将照片用一张有些发皱的十行纸一层层地包裹起来。

来到陈氏兄弟墓前，墓碑早已不知所踪，死者的信息也片字无存，半米高的坟莹上爬满了厚厚的藤蔓和杂草。兄妹俩拔掉墓前的一团草，露出一块泥地。陈阿姨打开一个黄色的布口袋，取出香烛、纸钱和冥币，默默地划开火柴将香烛点燃，把成叠的黄纸和花花绿绿的冥币一张一张地撕开，就着蜡烛的火苗点燃，焚烧在亲人坟前。火光映照着两张悲戚苍老的面庞，纸灰飘落到他们花白稀疏的头发上，缭缭的青烟将无尽的哀思送入灰蒙蒙的天空。陈阿姨满怀深情地呢喃：“天冷了，烧些纸钱给你，拿去买些衣服吧！”那神态、那口气，就象依依不舍地叮嘱一个即将远行的亲人。

偶尔，兄妹俩也会带着子女和孙子、孙女来扫墓，给他们讲这里的故事，希望他们不忘历史，继续点燃这一缕在风雨中摇曳的祭奠之火。

一个执着于还原历史真相的人

曾钟，原是重庆某进修学院的教师，2004年因为祭拜在文革中遇难的重庆35中校友，偶然踏进这块墓地，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寻访路。他决心了解和掌握这块墓地的基本情况，还原那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曾老师是当年文革运动的见证人，也是一名文革运动的参与者。墓地里埋着他在35中上学时的两位高年级的校友。2004年，当曾老师第一次踏进这个墓地时，便被深深地震撼了。“我的同学年纪轻轻就长眠在这片冰凉的土地里了，而我却过着幸福而安宁的生活。想到这些，我就觉得自己应该为他们做点什么。”

强烈的责任感促使他走上了一条艰辛的寻访路。退休在家的曾老师从此把大把大把的时间、金钱和精力投入到了这项意义深远的研究中去，他亲自丈量墓地的占地面积，风雨无阻地在墓地等候前来祭奠的人，四处走访健在的见证人、知情者和死难者的亲人，查阅了大量的文革档案资料，逐一核对墓主的身份。经过六年的探寻，他对这里绝大部分墓主的情况都了如指掌，对每一个死者的身份、单位、职务以及死亡原因、墓地里安埋的人数等都做了翔实的记载，积累了四、五十万字的珍贵史料，正准备自费从香港购买书号，印刷出版一本书，向人们免费赠阅。

曾钟老师是一个孤独的战士，为真理而战，为信仰而战，不为名，不为利，只为求得良心上的安宁，只为告慰那些本不应该过早凋谢的生命，告慰那些长眠九泉之下的亡灵。虽然有朋友善意地劝他不要再做这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虽然在走访过程中遇到过很多挫折和阻力，但他没有退缩，也不会退缩。他拖着瘸了的右腿，在探访路上艰辛地前行。我真诚地向他表达了我由衷的敬意。“不能让历史的真相就这样被掩盖，也许百年之后，我们能够公正地评说那段历史。我有责任收集真相，我们终将要面对事实的真相。”曾老师用毛主席语录勉励我：“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他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或声援他们的队伍，对他们的工作给予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历史毕竟进步了，从讳莫如深到今天可以公开谈论文革，说明我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享有了言论自由，已经能够半遮半掩地正视自己的污点，然而距离文革史料彻底解禁还有待时日，曾钟老师、陈大伯以及我们每一个渴望知道历史真相的人，都希望这一天能够早点到来，为了实现这个梦想，还有很多象曾钟老师那样的人在奔走、在呼吁、在探究和发现……

不知不觉间，我们已经在墓地里停留了两个小时，天色渐暗，更觉凉意逼人。我怀着沉重的心情，跟在曾老师和陈氏兄妹后面，步履艰难地向外走。出了门，陈大伯让我看一首不知谁刻在竹干上的诗：“高碑矮坟密麻麻，鹧鸪声里落日斜。地下冤魂知不知，一腔热血为何洒。”字体为娟秀的隶书，一笔一划颇见功底。回首间，见那一座座高耸的墓碑犹如一柄柄利剑，闪烁着岁月的寒光，直插云宵，也插进我的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