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值纪念劳动教养制度创立五十周之际，让我不由得想起了山西省虞乡劳教所的一位创业者——我的四伯。四伯名叫王保民，他50年代初期参加工作就在虞乡劳教所，从建场创业到后来的劳教所成立，他都坚守在这块土地，孜孜以求为之奋斗，不曾离开过。我和四伯相处了10年时间，这10年正是自己人生中最关键的10年，这10年让我从一个刚出校门不久，还不谙世事的大学生成长为一名劳教所的中层干部，其中离不开四伯的精心教诲和帮助，而今四伯离开我们也整整10年了，在这10年的工作和生活中每每遇到困难和挫折或取得了点滴进步无不想起四伯，四伯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 四伯不善言谈但说起工作却不厌其烦。他曾担任过指导员、纪检主任、政治处主任等职务，管理过知青、就业人员以及劳教人员。 1987年我到虞乡劳教所参加工作时，四伯是政治处主任，是他接收并将我引领到了女子劳教队报到。是他给我上的第一堂岗前培训课，引导我完成了教师向管教干部的角色转变。如何处理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如何进行个别谈话教育、值班带工安全注意哪些问题以及如何处理劳教人员中的违纪事件等等，这些都是四伯给我讲的。1989年四伯就退休了，但是关心我的工作仍不间断。有空闲时间我就和他老人家聊一聊工作上的事，这时总能透过那双如瓶底厚的眼镜片看到他炯炯有神的目光。不厌其烦地讲他的过去，讲他处理过的一件件典型事例。从他的言传身教中我学会了如何做一名称职的管教干部，同时为自己以后的成长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始终没有感觉到四伯不善言谈。 四伯一生节俭但买书却从不吝啬。四伯自幼家境贫寒，养成了节俭的习惯，在我的印象中他穿的永远是洗得发白的警服，爱抽烟却总是“三五牌”的，家里也没有一样象样的家具，唯一显眼的是那个装满了书籍的大书柜。听四妈说四伯不常出去，但只要出去必去书店，看到想要的书不问贵贱掏钱就买。临终给儿女的遗产就是那箱他视若珍宝的书。遇到爱看书的要借阅他就像遇到了知音很高兴，不但慷慨给予还乐此不彼地推荐其它他喜欢看的书。1993年11月份女劳教队迁往太原时我调纪检监察办公室工作，那时他老人家已经双目失明，随后又检查出患了晚期癌症。但还不忘记督促我学习，我去看他时他摸索着从书柜里拿出一本《公文与写作常识》、《语文知识词典》送给我，给我讲纪检监察工作业务，讲写事迹材料与总结、经验材料的区别。最难以忘记的是，在他病重期间还不忘提醒我应该将从事几年来的管教工作做一总结。在四伯的指导下我完成的《女性性罪错与家庭》、《女劳教人员管理中不容忽视的几个问题》、《文明管教在中队》等几篇论文和《花季的忧思》、《情理交融克顽石》等几篇体会文章在省劳改学会主办的《罚与教》杂志上发表。并且《文明管教在中队》还在当年的学术研讨会上被评为优秀论文三等奖。四伯爱看书学习在虞乡劳教所是出了名的，由于爱看书，视力严重破坏眼睛做过三次大手术。因其爱学习，爱看政治经济学、哲学方面的书，又被人们叫做“王马列”。他送我的那两本书陪我在纪检监察办公室工作了10年，而今我已在政治处主任的岗位上工作4年了，还需要经常翻看。“王马列”的学习精神让我终生受益。 四伯不苟言笑但对晚辈很慈祥。四伯说起工作侃侃而谈，处事严肃认真令人敬畏。但在晚辈面前却是慈祥的长辈，尤其是对几个孙子孙女更是疼爱有加。在女劳教队工作的那几年，女儿还小，我们经常很晚才下班，或者中午回不来，四伯就将孩子接到他家照顾吃完饭又接着辅导作业。孙子小磊正呀呀学语不知听谁说了一句爷爷叫王保民，就新奇地指着爷爷的鼻子说了句“你叫王保民”，惹四伯哈哈大笑。我们那会儿年轻火气大，为一点芝麻大的事经常吵嘴，这时四伯就成了我们的倾诉对象，唇枪舌剑哗哗说完，听四伯呵呵一笑几句劝导就烟消云散了。对待至亲他真诚以待，在四伯工作的单位里他将几个刚出校门的年轻干部也视作自己的晚辈，教他们工作，教他们做人。粮食还短缺那会儿，有一个年轻干部将老婆孩子从山上接到了单位，不到几个月吃完了他所有的存粮还欠下了几十斤，四伯不吭声从自己的卡上为他补齐了欠下的粮食。这位干部知道后感动地泪流满面，因为他知道四伯的一大家子五口人还眼眼巴巴地盼他将粮食拿回家。如今这位已走上了领导岗位的干部谈起此事还感慨万分。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四伯不是完人，可能有人认为四伯办事死认真不灵活，不善交际，但他永远是自己值得怀念的一位称职的长辈、令人尊敬的老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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