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南：柯利达的回忆录里讲，一看这个议程的内容他吓了一跳，好像晴天霹雳一样，没想到中国人有这么一手，然后就极力地抗拒、不赞成、反对，提出的理由各种各样。 首先，英方认为在1997年办理政权交接之前，没有什么“过渡时期”可言；其次，他们认为两个国家都有大使馆和外交部，可以通过彼此沟通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英方甚至提出，联合机构常驻香港可能会成为港督府之外的第二权力中心，影响英方对香港的日常管理工作。 谈判一时陷入停滞。不得已，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再次访问中国，寻求问题的解决办法。 周南：我们当然表示欢迎，同时也得考虑如何打破僵局。我就在我们团里提了一下，说是不是可以在坚持原则性的同时，采取一些灵活的做法，比如名字不叫委员会，改叫小组，“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听起来不那么吓人。 不仅更换了名称，周南还提议联络机构进驻香港的时间也可以商量，在原则问题之外，中国愿意做出让步，以此显示谈判的诚意。在取得邓小平的同意之后，周南邀请杰弗里·豪和柯利达共进午餐。 周南：对这段经历，这两个人的回忆录里都有一段比较长的记载。柯利达说是本来刚下飞机不久，还在倒时差，一听说要吃饭、喝茅台，当时兴趣不大，但是一听我讲到这个提议，突然觉得猛醒。我说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最大让步，如果你们还不肯接受，那我们就撤回原案。他听得进去了，所以很紧张，立刻就清醒过来，马上吃饱饭跑到杰弗里·豪的房间里向他汇报。杰弗里·豪的回忆录里说，他(柯利达)一张口，杰弗里·豪就制止他，说这个宾馆可能有窃听器，咱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当时是7月中旬，热得很，钓鱼台的院子里也没有多少高树，他们找到一棵树，站在底下悄悄地商谈到底怎么办、如何应付。 据柯利达在回忆录中记载，当时他们中的多数人认为这是中国的底线，倾向于接受，只有港督尤德一个人反对。他们决定立即发报给撒切尔夫人，请她做出指示。撒切尔夫人第二天在回电中说：“我们只好同意。” 周南立刻将这一消息告知邓小平。 周南：小平同志连夜坐专列回到北京，找我去口头汇报，说听听我们到底是怎么谈、怎么解决的。我这么一说，他老人家很高兴，说这下好了，大问题都解决了，剩下都是小事情。 紫荆绽放之回归 1984年12月19日下午，经历了22轮谈判之后，《中英联合声明》终于在北京签署，香港开始了长达13年的过渡时期。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1989年之后，英方突然改变了态度，从合作走向对抗。这年年底，港英单方面提出一个“玫瑰园计划”，准备斥巨资建设一个新机场，这一举动致使香港回归的局势再次严峻起来。 鲁平：我们当然有意见。我看了后很火，把这1820亿(港元，下同)都花光了以后，能留给香港特区政府多少财政储备？你不能把香港财政储备都用完了。我不反对你建新机场，但你留多少财政储备我要管，因为涉及将来特区政府的问题，我们要替特区政府说话。 中国政府并不反对香港修建新机场，但是双方对于费用问题产生了分歧。中方在进行了紧急商议之后，决定对港英这一举动置之不理。 鲁平：我们稳坐钓鱼台，不理他。这个问题我们不点头的话，机场他肯定建不成。我们当时分析了形势，这1820亿里涉及向银行贷款，还款期都要超越1997年的。1997年以后谁来还这个款？当然是特区政府来还。现在特区政府不存在，谁来保证这笔债1997年以后一定偿还？当然要我们来替特区政府保证。所以我们不着急，也不理他。 后来果然好多银行都来找我们，说你们能不能替特区政府保证1997年以后这笔贷款一定归还。我说我们怎么能保证，新机场计划我们一点都不知道，也不知道他借了这么多钱，没有办法保证。结果这个所谓玫瑰园计划就搁浅了。他已经吹出去了，吹得天花乱坠，怎么怎么美好，结果搁浅了。 走投无路的英方多次来到中国，就新机场的问题进行商议。而中国政府则重申一个问题：港英政府能给未来的特区政府留下多少钱的财政储备？ 鲁平：当时他们给我们的答复是，到了1997年6月30日，最多留给特区政府50亿港元财政储备。我说你开玩笑，50亿港元留给特区政府，能做什么事？你们把香港的钱都用完了，特区政府怎么过日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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