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到1997年，如果特区政府只有50亿港元财政储备，必将会使香港的稳定受到直接影响。鲁平自然不会让事情就这样继续下去。但不明就里的香港民众对此却并不理解：既然香港人有钱建机场，中央政府为什么要干预？一片指责之声哄然而起。 鲁平心里非常着急，他想向市民们解释，但又不能将这些话对外公开讲，只得在香港媒体采访他的时候，忧心忡忡地接连问道：“就剩个零头，(其余的)全都花光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这三声“怎么办”让香港民众一下感受到了埋在鲁平心中的真诚和焦急，也渐渐理解了他为香港谋求繁荣与稳定的诚意。 这时，港英政府已是骑虎难下。关于新机场的计划已经对外宣布，但中方却不予配合，这让港英政府寸步难行。英国首相梅杰犯难了。他悄悄派出自己的政治顾问、前驻华大使柯利达来到北京，找到鲁平。 老对手相见，没有过多寒暄，作风硬派的鲁平直接向柯利达提出质问。 鲁平：我说：“具体你说吧，将来到底能留给特区政府多少财政储备？”后来就在这个问题上纠缠，讨价还价。原来说50亿，我说不行，后来加码，就像老太太在菜市场买菜一样讨价还价，一直加到250亿。他说：“鲁平先生，我们实在不能再加了；实在没办法，250亿到顶了。” 鲁平仔细帮香港人算了一笔账：到1997年，土地基金再加上港英政府留下的250亿港元，特区政府应该有1000亿港元左右的资金储备。这笔账这才算差不多了，中央政府也对此表示同意，问题终于得以解决。但是，新的问题却又随之出现了。 鲁平：我们要草签一个新机场中英双方谅解备忘录，我跟柯利达两人先草签，然后两国的政府首脑正式签署了以后才能生效。关于这个备忘录，之前他来的时候曾经透露过，将来可以在北京签署，后来我们就把这一条写在备忘录里，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签署以后，才正式生效。到这时候他不干了，说：“不行，我们的首相不能到北京来。”我说：“为什么？”他说：“就是不能来。”我说：“你曾经说过可以到北京来签署，我才跟你谈的。”他说：“我没说过。”我说：“要不要拿出记录来给你看看。”他就跳起来拍桌子，说：“我没说过，我们首相不能来。”我听了我也跳起来，也拍桌子，说：“柯利达阁下，你不要再谈下去，如果你不想谈的话，请你马上回去。”我知道他不敢前功尽弃，因为他特别为了这个事来的，所以他硬，我比他更硬。他一看我态度这么硬，马上就软下来说：“鲁先生，对不起，对不起，我刚才态度不好，让我们坐下来再继续谈下去。” 柯利达马上与英国首相梅杰取得联系。思索再三，梅杰同意来北京签署备忘录。这个看似无关紧要的要求，在鲁平眼中却是一次外交的胜利。 鲁平：因为这问题不单单是个谅解备忘录的问题，而是1989年以后，整个西方世界对我们进行封锁，这些国家的首脑一个也不来，所以这个问题是一场外交斗争的问题，你不来，我就要你来。最后他没有办法，因为机场问题骑虎难下，后来梅杰还是亲自到北京来签了字。签完了以后，柯利达就举杯说：“鲁平阁下，我祝贺你，你是中国利益最好的保卫者。”我接着说：“柯利达阁下，你也是英国最好的保卫者。” 又一轮波澜有惊无险地过去了。但是，过渡时期的香港并没有就此平静，打定主意与中国对抗的英国派来了一位新的港督：彭定康。 鲁平：这个人当然很能干，思想也很敏锐，但他整个的思想就是对中国很敌视。他写了一本叫做《东方和西方》的书，书里批评那些香港的大老板来跟我们做生意，说跟中国做生意就是助长共产主义，所以他反对任何外国——包括美国——到中国来进行投资，说到中国去投资就是向中国共产党磕头。他思想非常反动，对中国完全敌视、非常仇视。所以他一来就来了个下马威，提出他所谓的整改方案。 周南：他到了香港不同我们商量，就抛出一个所谓政治体制改革方案，要害部分就是推翻了《中英联合声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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