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41部队指挥人汪东兴为何支持抓捕江青

　　李先念利用搬回中南海之机，借谈工作之机分别和一些领导人谈话，了解动向以及他们对“四人帮”的态度。同他谈话的人都是忧心忡忡，表示对“四人帮”的不满。得知他们的态度，李先念感到已有把握，便通知了华国锋。接着，华国锋同汪东兴密商了此事，马上得到了支持，因为汪东兴事先已经向叶剑英表示过态度。

　　正如叶剑英与李先念所笔谈的那样，筹划粉碎江青一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这既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又关系到参与者的生命安全，所以只能由华国锋和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几个人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分头进行。当时华国锋和李先念商定，利用看电影作掩护，进行秘密磋商，叶剑英由于还处于“生病”期间，一般不出面，实际上处于幕后指挥的地位。

　　毛泽东治丧活动结束后，华国锋、李先念、陈锡联、吴德开始在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有时电影放映开始后或结束后，几个人就到小礼堂旁边的武成殿会议室通报情况，商议事情，所有服务人员送完水都不能再进去。

　　9月29日，华国锋主持政治局会议，说明毛主席已经去世，不需要再留“联络员”，主张让毛远新回辽宁。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坚决支持华国锋的意见，江青却带头跳出来说什么毛远新不能走，要留下来在十届三中全会上“做报告”。

　　此时毛远新虽然有沈阳军区政委的头衔，却连中央委员都不是，这样的身份怎么能在中央全会上“做报告”？让他到中央全会上做这种至少只有中央副主席才能做的事，显然是要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并可能捏造出什么“遗留”的“既定方针”之类，让“四人帮”夺取党的最高权力。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解释。

　　华国锋坚决反对江青的无理要求，“四人帮”也坚决不让毛远新走。双方唇枪舌剑，寸步不让。江青还以“主席夫人”身份撒泼，胡搅蛮缠。这种争论也清楚表明，解决“四人帮”问题，采取通常的做法不行，必须采取特殊办法。

　　这一天，原来担任过康生秘书，此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李鑫也报告了一个重要情况，使华国锋感到问题严重。在毛泽东病逝以后，9月15日姚文元便要负责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李鑫向他们报告，毛选五卷中多少篇是毛主席的手稿？有多少是整理稿？姚文元还询问毛选五卷文稿在哪里，李鑫立刻意识到张春桥、姚文元是想控制这些文稿。果然，过了几天，姚文元便来信提出要求，把毛泽东选集五卷文稿(都是解放后的文稿)送给他。

　　在当时人们普遍有将“毛主席教导”神化的心理的情况下，控制了毛泽东的文稿特别是手稿，这可是非同小可的事。“四人帮”如将其掌握，便可以随意从中抽出个别词句当成打人的“棍子”，也可以为自己拉大旗作虎皮吓唬全党。毛泽东去世后，江青便马上提出要把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抓起来，由她掌握毛泽东最后的住所留下的文件手稿，当场遭到华国锋坚决拒绝。此番姚文元又要用另一种形式干这种事。

　　当时李鑫拒绝交出毛泽东的文稿，报告了汪东兴，并要求面见华国锋。华国锋约李鑫在9月29日下午到国务院会议厅个别谈话。见面后，李鑫报告说：“现在形势很紧迫，‘四人帮’一伙要夺权，”建议中央要对他们“采取果断措施”。华国锋最后表示同意，说：“你的意见很好，我要再同几个同志商量一下。”接着，华国锋交给李鑫一项任务，说：“我很忙。我没有时间看很多材料。你注意一下报纸舆论动向，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

　　1976年的国庆节，因毛泽东刚逝世不久，未举行大型庆祝活动，只是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有400多人参加的座谈会。会议一结束，华国锋、李先念、吴德就到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看完后，3个人就到中南海武成殿会议室开会。华国锋通报情况说：反复考虑研究，对“四人帮”要实行隔离审查。李先念接着说：我们想到一块了，这正是我想说而未说的话，无论怎么样先抓起来再说，吴德也表示赞成。3人都认为，在特殊的情况下，只能采取特殊的方式。

　　此时，从军事上如何控制局面，政治上如何掌握主动，经济上如何防止动乱等准备工作，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不过中南海乃至整个北京表面上还是一片平静。

　　当粉碎“四人帮”的准备正在秘密进行时，江青一伙正利令智昏地进行着夺权活动，不过这伙过高估计自己的小人，所采取的行动显得十分愚蠢。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后一个多小时，凌晨2时许中央政治局在202楼住地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治丧问题。江青在会上大哭大闹，说毛主席是被邓小平气死的，要求政治局继续批邓并立即作出开除邓小平党籍的决定。江青闹得很厉害，致使会议没法继续讨论问题。后经与会大多数政治局同志的抵制，一致认为治丧问题是当务之急，会议才没有讨论江青提出的问题。

　　这次会议接着研究，如何解决毛主席的遗体保留问题。按理说1956年毛泽东便带头在死后火化的倡议事上签字，真正遵守毛主席的遗志便应该火化而不要再保存遗体，然而当时在长期神化领袖并搞个人崇拜的情况下已经无法照此实行。

　　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这时故意躲开，目的是存心找茬儿。如果不保留毛泽东的遗体，“四人帮”就会将此事作为指责中央和华国锋的一条罪状。而保存遗体的技术要求很高，难度很大，一旦保留遗体出现了意外的情况，那就更是逃不掉的一条罪状。“四人帮”居心险恶，因为这件事，华国锋还同江青吵过一次。

　　毛泽东去世第二天，9月10日王洪文背着中央政治局和华国锋，在中南海紫光阁擅自开设“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并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在毛主席吊唁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有些解决不了的、需要请示的问题，要及时请示。各省、市、自治区的报告和请示，要直接找被指定的值班人员(王洪文的秘书)。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认为情节可疑，便立即打电话报告了华国锋。经汪东兴查明情况上报，华国锋、叶剑英两位副主席同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通了气，对王洪文不经其他中央负责人同意便向全国擅自发令极感震惊，并立即采取两点紧急措施：

   　一是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通知王洪文，立即关闭未经中央同意开设的“中央办公厅值班室”。

　　二是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打电话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军队系统，凡重大问题，均应向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请示报告。

　　“四人帮”想在毛泽东去世后立即控制对全国的发令权企图失败，便动用舆论工具。被“四人帮”控制的首都几所高等院校都有活动，姚文元他们还动员不少人向江青表忠心，写劝进信，希望她当“主席”。当时还传出风声，说有些地方在准备庆祝，会有特大喜讯等。

　　江青对毛泽东的丧事并不关心，甚至不过问，连应该参加的吊唁活动也不到场。此时她却忙于到中南海“202”毛泽东原住地争夺文件，为便于活动还从钓鱼台迁回中南海住进了代号201号的房子。

　　9月14日，江青打电话找华国锋大闹一场，要求立即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她和毛远新等人还要参加。这种傲慢地向中央最高负责人发号施令的举动，引起华国锋满腔怒火，当场将江青顶了回去。

　　9月17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召开。会议一开始，江青便抢先说：“主席处的文件清理保管工作，因汪主任忙于主席的丧事，无暇顾及。我提议把所有的文件、手迹、文稿及各种材料的清理保管工作统统交远新负责，远新有时间，又熟悉那里的情况。”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马上表示同意，并说毛远新是最合适的人选。

　　他们讲完之后，汪东兴发言说明：“主席这里的文件、文稿、手迹、信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只能由党的有关组织来保管，不应交任何个人来负责，毛主席生前确定的这些正确原则，现在仍应继续坚持。”

　　华国锋和叶剑英两位副主席也相继明确表示，同意将毛主席处的文件、手迹、文稿以及各种材料，按惯例仍由中央办公厅负责清理和保管。

　　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碰了钉子，仍不死心。9月17日晚上8点多钟，汪东兴和秘书高成堂一起来到毛泽东生前在202号的住处，把卧室和书房的进出大门贴上了加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办公厅公章的封条，并向负责看管的张玉凤交代：“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已经作出决定，把毛主席这里的文件全部封存，未经中央批准，任何人都不得违反规定。”张玉凤说：“这样我就好办了。”

  　当晚10时左右，江青来到中南海“202”，看到毛泽东的卧室和书房的大门已被封条封住，气得火冒三丈，大发雷霆。她质问张玉凤：“这是谁干的？”张玉凤回答说：“是汪主任带人来封的。”